在一个比特币聊天频道里，有人自负地认为Satoshi在日语中是智慧的意思，其他人则怀疑这是四家科技公司名字的拼盘——三星（Samsung）、东芝（TOSHIba）、中道(NAKAmichi)和摩托罗拉(MOTOrola)。

中国实施行为监管、功能监管的难点在于统一对集合投资计划的认识，在于对理财市场的认识。即使在以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，比如美国，影响金融的核心仍然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的活动。

在信用货币时代，所有货币都是在中央银行体制下创造出来的，因而金融业的核心就是银行。所谓的行为监管，我个人认为，和功能监管基本是一样的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。我们必须创新公募基金产品，给予理财投资者更多的选择。行为监管其实就是在明确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和金融属性后，按照统一的法则进行规范。中国实施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的难点 行为监管要基于功能监管的基础之上，否则会引起职责不清。

这偏离了保险业的本质，也使得所有风险都集中在政府身上，保险业并没有很好地承担风险补偿责任。功能决定了业态的区分，综合经营并不会改变业态，也不会改变监管的原则。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。

构建集中统一的货币支付清算和金融产品登记、托管、清算和结算系统，建设统一共享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。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，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是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出路不断探索、深化认识的过程。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，不是简单的货币刺激，这方面近年来国际国内都有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。加快发展保险再保险市场，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。

深化金融体制改革，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、市场、产品、调控、治理等方面的供给，对于推动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。创新绿色金融，通过再贷款、财政贴息和担保、对商业银行评级等手段鼓励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，支持排放权、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（质）押的绿色信贷，推动发展碳租赁、碳基金、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，推动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，建立绿色产业基金。

而劳动、土地等要素的投入，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，也离不开金融解决方案。另一方面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，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门财务上的不可持续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完善退市制度，打击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e租宝、泛亚贵金属交易所等，就是前车之鉴。

然而，周小川（2015）行长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，是一个比金融监管更加宏大的概念，还包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标准及规则制定等，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，我国还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，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业务之间还存在金融服务的需求。甚至因为金融交易的暴利，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产生挤出效应。2013年中以来，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，可能已经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。

金融供给侧改革，本身就是要解决资本高效配置的问题，其中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资金价格机制的改革。然而，从供给角度讲，如果将货币政策扩展为金融政策，生产或者服务部门区分公益性部门、政策性业务和盈利性部门、商业性业务，则结论大相径庭。

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（如互联网+金融），监管者要透过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质，对其进行适时、适度的监管，而不能坐视金融脱媒，任其野蛮生长，以致尾大不掉，酿成新的金融风险、社会问题。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，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、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。

4．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。一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。加强金融创新功能 国家强调供给侧改革而不是供给侧管理，就是要通过简政、减税，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而不是简单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、金融信贷政策扶持。推动同业拆借、回购、票据、外汇、黄金等市场发展。近年来发生的钱荒、债市风暴和股市异动等，殷鉴不远，同时也是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的缩影。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。

实体经济是皮，金融是毛。政府应该去除父爱主义，要尊重市场选择、市场规律，而不要替市场选择或者拉郎配。

建立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，全面提高财政和金融风险防控和危机应对能力。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、外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，必须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。

健全商业性金融、开发性金融、政策性金融、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、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。5．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，更好利用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促进要素有序流动、资源高效配置、市场深度融合。

为此，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、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，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，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，深化创业板、新三板改革，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，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。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预算制度，完善政府预算体制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，减少财政库款波动对流动性的冲击。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问题上，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措施的准备，避免在这个问题出现颠覆性的失误（余永定，2015）。根据讨论产量或GDP决定因素的生产函数，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：一部分是劳动、资本、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，另一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

积极稳妥推进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创新。长期以来，我国一直强调脱虚向实，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。

为此，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债市风暴、股市异动，仍要保持发展资本市场的定力，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。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，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。

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，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，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、准确性和前瞻性，运用大数据技术，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、科学性和准确性。因为所谓新经济是市场内生的，而难由政府做出顶层设计、预先安排。

金融结构过于单一，还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。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，促进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，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。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减少事前审批，消除影响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金融体制机制障碍。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，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。

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，稳妥推进债券产品创新，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，大力发展融资租赁服务。然而，金融与实体经济、特别与工业是利益共同体，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关系。

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？ 所以，在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的过程中，银行仍需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，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工业增效升级，这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、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重要内容。2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，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，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，金融风险过于集中。

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，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： 1．调整结构与稳定增长的关系 不应该把扩大总需求与加快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，二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。